應該承認這個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從1935年開始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這表明他們用政治手段侵吞華北的陰謀遭到失敗。
新接任的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氣得耳旁的一撮毛都翹了起來。他從天津專程趕到北平，問他的部屬：
“我們的‘自治’沒有成功，什么的原因？你們還有什么招？”
部屬們大眼瞪小眼，不知該如何回答。
田代又回到天津，還用那句話問他們在天津的官員，同樣沒人回答。
田代沒有瘋，但是他說了一句瘋話加渾話：八格牙魯，我們的帝國八格牙魯！
留下這句渾話，他又到北平去了……
中日的矛盾沒有解決，也不會解決。雙方正在向戰爭的道路上邁進，且步伐越來越快。
從1936年初開始，日本又改變了策略，用以經濟手段為主來侵略、控制華北。
1936年8月11日，日本內閣在《對華施策》中表現了急欲占有華北資源的野心：“處理華北的重點，在于使該地區作為防共和親日、滿的特殊地帶，同時有利于獲得國防資源和擴充交通設備，一方面可以防備蘇聯的侵入，另一方面成為實現日、滿、華三國合作互助的基礎。”
同一天，日本內閣在《第二次處理華北綱要》中則更明確地露出了帶血的貪婪的牙齒；以中日經濟合作，造成中日不可分割的局面，形成日、滿、華經濟集團，使華北政權保持親日態度，特別是要迅速開發日本國防需要的資源。
把這些稱作日本全面掠奪華北資源的經濟侵略計劃并不過分。他們要夢想成真，便時刻進行著使藍圖變成現實的或是海盜式的奪搶或是強人之難的要求。
田代皖一郎向宋哲元發出通牒，脅迫他成立“華北國”。遭宋哲元拒絕。
田代皖一郎退一步，以退掩進，又提出了“中日經濟提攜”具體計劃。
宋哲元沒言聲，當然也沒搖頭。
就在這時候，南京政府電告宋哲元，對外協商及與外人合資的事業都必須與中央主管部會洽商。這實際上是拒絕了田代的要求。
日軍非常惱火，田代拳頭狠勁地砸在了桌子上，一瓶茶水滾翻在地。
他們最惱火的還不是這些。田代以及站在田代身后許許多多的大大小小的頭頭腦腦們尤其可怕的是風起云涌的中國民眾抗日救亡運動。這是可以與曾經抵擋過無數次侵略者的萬里長城齊名媲美的另一道銅墻鐵壁。
中國的大地此刻到處是一片由仇恨的烈火點燃起來的能焚燒一切淹沒一切的汪洋大海。企圖偷走太陽的人必然會變成被燒死的野獸。
這個誰也抹不掉的基本事實不僅被當時的實踐、也被后來的實踐一再的驗證，因而成為亙古不變的評估：日本強盜的燒殺掠奪越瘋狂，它從正義在胸的民眾手中得到的懲罰就越豐盈。
這是一組記載東北抗日聯軍最初打擊日寇的歷史數字：
“1932年，日本關東軍死傷突破了三萬人；1933年死傷高達四萬二千余人；1934年死傷近五萬五干人。為了維護日本在中國的統治，關東軍出動了僅有的三個師團的主力‘討伐’抗日武裝，如果按兵力和時間計算，關東軍付出了十倍的努力還不能充分達到目的。”
這就是一切侵略者無法抗拒的應得的報應。
華北大地上的每一塊石頭都睜開了憤怒的眼睛，直視著強盜手中的酒杯。
1935年11月，就在日寇不遺余力地通牒宋哲元宣布“自治”的時候，清華大學等十校學生聯名發表了《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義憤填膺地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以及禁止抗日的人的嘴臉，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要抗日救國的自由。多么滑稽，抗日受限制，救國沒自由！十校的宣言立即得到北平其它大中學校的支持、響應。11月18日，北平各校成立了學生聯合會。12月初，北平學生聯合會決定于12月9日舉行一次大規模的請愿游行。隨之，指揮總部、糾察隊、交通隊、救護隊和宣傳隊都成立了。
12月9日清晨，北平市的萬余名學生在民眾的大力支持下，冒著嚴寒，走向街頭，舉行游行示威。他們響亮的口號震撼民心：“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防共自治”，“武裝保衛華北”……民心沸騰，眾志成城。學生要求向南京政府駐平長官何應欽面交請愿書，何應欽根本不在他住的中南海居仁堂，躲進了西山的別墅，拒絕會見學生代表。尤其令人氣憤的是警察對學生的愛國正義行動采取殘酷的鎮壓手段，他們封閉了西直門，阻止學生入城參加游行，派出軍警用水龍驅散游行隊伍，用大刀、木棍襲擊游行學生，逮捕30余人，打傷100多人。
這就是震驚歷史的“一二·九”運動。
華北大地到處是民眾為日寇設置的陷阱。
太行山的石頭已經在燃燒，為遍野越燒越旺的抗日烈火增添了一縷光焰。
也是在這時候，發生在南京的同樣是震驚歷史的“汪精衛遇刺”事件，也許更能說明日寇在中國民眾中培植的仇恨達到了怎樣一種不可遏止的程度。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六中全會開幕，出席大會的中央委員100多人，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馮玉祥、陳濟棠、閻錫山等均參加了會議。蔣介石很得意地說：“這次全會顯示國內趨于團結的喜人形勢。”
9點鐘，中央委員們從紫金山中山陵謁陵之后回到湖南路中央黨部舉行了開幕式。會后，代表們步出大禮堂，集合到中央政治會議廳前等候攝影。可是蔣介石遲遲不到場，合影無法進行。
代表們整整齊齊地排列在攝影機前，靜悄悄地等候著。
蔣還是沒有來。
也許主持會務工作的人覺得這樣無限度地等下去不是個辦法，就只好宣布拍照。9點35分攝影完畢。缺了主帥，氣氛有些沉悶，照片上每個人的臉肯定是半陰半晴。
正當代表們轉身要邁上臺階，打算登樓進入會議室接著開會時，突然從照相機、電影機旁的記者群中“叭”射出一顆子彈，命中站在第一排正在轉身的汪精衛的左眼外角下左顴骨。汪還未反應過來發生了什么事，接著又飛來第二顆子彈，命中了左臂腕部。汪滿臉是血，疼痛難忍，他懵了，直愣愣地呆站，一時不知咋辦。就在第三顆子彈剛要射出來的一瞬間，緊挨汪坐著的何應欽說了聲“危險”，將汪推向一旁，汪半倒了下去。那顆子彈已經飛出，射中了汪的后背第六、第七椎脊骨旁部位。接著又是“叭”一聲，這是第四顆子彈，未擊中。
現場秩序頓時大亂，坐在椅子上的張人杰滾到地上，孔祥熙顧不上新馬褂被扯破，慌忙鉆到旁邊的汽車下。
刺客是晨光通訊社的記者孫鳳鳴，他手握六響左輪式手槍，高喊著打倒賣國賊。孫原先是19路軍的一名排長，懷著對淞滬抗戰被出賣的舊恨和東北淪亡的新仇，他才采取了這么一個“民粹派式”的行動。他的目的在于刺殺蔣介石，因蔣介石未出場，臨時決定將槍口對準汪精衛。
孫鳳鳴在現場被捕——
在慌亂中，第一個起身和孫搏斗的是站在汪身旁的文官張繼，他急忙奔到孫鳳鳴背后將其攔腰抱住，孫掙扎著又射出兩發子彈。
緊接著武將張學良奔上去猛踢一腳，托起孫的手臂，孫手腕一松，手槍落地。
這時，汪精衛的衛士還擊兩槍，孫鳳鳴胸肺中二彈倒地。
“停止射擊！怎么可以不留活口呢？”
蔣介石從屋里沖了出來，這樣大聲喊著。他奔向倒在血泊中的汪精衛跟前，跪下左腿將汪抱在自己右膝之上，問：
“汪先生，你，不要緊吧？”
汪撐著雙手半坐起來，臉色蒼白，血氣全無。
10時半，汪精衛被送進了中央醫院，他神志清醒，言語清楚，左眼下面腫得脹乎乎的。醫生問他感覺如何，他說：背痛得像穿刺……
親日派汪精衛落得這樣的遭遇似乎毫不奇怪。年初，他發表了賣國投靠的親日演說，當時遭到了國人上上下下的痛斥他一點也不在乎。此刻，那股仗著主子發威的勁頭哪里去了？
汪精衛遇刺，給人們留下太多的謎。盡管蔣介石說“要留活口”，但仍然是一個死結。
因為孫鳳鳴是個硬漢。
他被衛士放槍擊中，流血過多，送進醫院后瀕臨死亡。
南京當局為了從孫鳳鳴口中得到刺殺行為的線索，指使醫院每小時給他注射強心針十次多。憲兵司令谷正倫、警察廳長陳焯、內政部長陶履謙等親自守在病房，追問孫鳳鳴是受了誰的指派。
孫鳳鳴的**正承受著殘忍的折磨，他絕不會給這些劊子手留下一句供詞。但是，該說的話他不會帶走的。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從微微張著的嘴唇間迸發出幾句凝結著正義和血淚的話留給“追究”他的人：
“我是一個老粗，不懂得什么黨派和主義，要我刺汪精衛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請你們看看地圖，整個東北和華北那半個中國還是我們的嗎？六中全會開完就是簽字，再不打日本，我們就要亡國，中國人要做亡國奴了！”
第二天清晨，孫鳳鳴就平靜地死去了。
后來，馮玉祥就孫鳳鳴的事發過幾次感慨，稱贊孫鳳鳴的行為。他說：
“姓孫的青年真令人佩服，他是有先見之明的。可是，我們就容不得這樣的人，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監的下監。我們又把汪精衛弄成國民黨的副總裁。到后來汪精衛跑了，要到南京去組織漢奸政府。那青年被弄死了，我們卻養活了一個漢奸，我們要為那姓孫的青年鑄一個銅像，來紀念他。”
國民黨的高層將領里也有說公道話的人。
河流改道，那不是水的錯。但是，水的力量確實可以走出新的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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