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
究竟是英雄引領了時代，還是時代造就了英雄？這是一個類似于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但絕對不可否認的是，人類社會中，一向不會缺乏少數的先驅者，先行者，先知者。
引領了時代潮流，引導了社會變革。促使社會的政治體制、社會制度、經濟政策等方方面面加速發生變化。
他們是化學反應中的催化劑，是炸藥爆炸中的導火索，他們的出現加速了社會各方面的轉變。
1978年的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秘密地在一份“生死契約”上摁下紅手印。18個鮮紅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引發了這片沉睡大地上震撼世界的一場驚天巨變，而且長達四十多年，至今未曾停歇。
為什么時間點會是1978年？應該是因為1978年體制已經開始松動，政策上已經允許出現此類以前看來非常“離經叛道”的事物。
為什么地點會是小崗村？應該很大的因素是，小崗村太窮了，年年都吃不飽飯，再不改變，境況一年比一年困難，所以基層干部冒著“坐牢”，“殺頭”的風險把土地承包給社員。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趙崇義和林振云兩個當時還未滿20歲的少年，連他們自己也沒想到，他們的不經意，或者說為了生活而迫不得已的選擇，居然改變了當地農業生產的產業格局，改變了當地人“種水稻才能有糧食吃！”“不種水稻就會挨餓”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
同時客觀上也帶領了當地的村民致富。當然，主觀上，他們只是想改變自己家庭那種一窮二白的狀況。
社會的變革，觀念的轉變，甚至科技的進步，一定是在守舊力量影響，控制薄弱的地方最先開始。大到“小崗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影響幾億農民的大事，小到像林村，大溪村這種由種植水稻轉變成種植砂糖桔，這種小地方產業變革的小事，無一例外皆如此。
為什么在林村大隊，甚至整個縣，最早種植砂糖桔的會是兩個毛都還沒長齊的小伙？而不是老練精明，并且有點資本的村上的其他小康之家？除了陰差陽錯地他們兩個在合適的時候，恰好碰對了合適的人，做對了合適的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很年輕，非常樂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嘗試新事物。
他們的家庭因為太貧窮，他們要做任何事情，都不會有來自家庭的阻力，“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他們是初生牛犢不畏虎。
林村大隊的村民們，并不是從沒嘗試過種植水果或者藥材等經濟作物。相反，前面有不少種植這些失敗的“先驅”和“烈士”。用自己辛辛苦苦幾年省吃儉用得來的血汗錢，以血本無歸的代價，換來了“這個事情不能做”的經驗。
林村，或者那個鎮的村民們，曾經人有種過椪柑的；有種過溫州柑的；有種過冰糖橙的；有種過黃梨的；也有種過桔梗；百合等藥材的。但無一例外，都是以失敗的結局告終，成功率百分百之零；雖然失敗的原因各有不同。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市場問題，像水果這種畝產能夠達到上萬斤，保鮮期非常短，并非生活必需品的東西。一定是要到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較高，也就是城市的居民手上都有點余錢，并且全國已經建成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可以通過這些捷便的交通網絡，在水果的保鮮期內，就將水果從果園發到全國的各大、中、小、城市。再通過水果集散市場將水果供到千家萬戶。
也就是說，只有種出的水果，可以在保鮮期內，就賣到全國各地，通過便捷的交通運輸網絡，完善的各種銷售渠道，成功走進城市居民的家庭。為市民們提供美味、可口、安全、健康、新鮮的時令水果。種植戶才有可能成功。
這在政令不一，全國交通沒有織成一張完善的網的國家和地區是不能想象的，這是中國人的幸運，中國農戶的好運！
一句話，也就是必須形成完善的產業鏈，種植戶無論是種植出十萬斤，一百萬斤，都能有大果商敢一口吃下，這樣種植戶只需要考慮水果質量和產量的問題，而無須考慮銷售的問題。只有這樣，傳統的農民才有可能轉變成農場主。
否則的話，還是傳統的自給自足，你種出一萬斤水果，拉去縣城賣，一天賣200斤，到水果過季了也賣不完，怎么可能不失敗。
在這點上，趙崇義、林振云毫無疑問是這個時代的幸運兒，他們踩對了時代的脈搏，站在了時代的風口。當然，更是時代的偉大。…
趙崇義，林振云，趙崇敏，在苗圃場吃了中午飯后，就又騎單車回家了。趙崇敏第二天就又乘車下了柳州，繼續她那毫不起眼的服務員工作。
林振云，趙崇義第二天則卷起鋪蓋，拿起行李，來到了這個苗圃場做起了育苗工兼砂糖桔管理技術員。他們自己家種植砂糖桔的故事，還要等一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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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去到廣州番禺區的曾仕湖倒是很順利地進入了好靚珠寶廠。可惜，他在珠寶廠的發展卻一點都不順利。或者說，他們兩兄弟在珠寶廠的發展都一點不順利。
偉人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斗爭，沒有對錯，只有勝敗。
如果認為，斗爭，只存在于朝廷，后宮，大家族。那就大錯特錯了。小人物的斗爭，同樣精彩絕倫，同樣勾心斗角，同樣波譎云詭。
大人物的斗爭，也許涉及的是大權力，大利益。當然，按某些書上講，也許大人物斗爭的目的是為了家國天下，眾庶蒼生。
大人物們又因為本身就是“大人物，”所以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能受到萬眾矚目，都能“聚焦于鎂光燈下，不管是大功大忠，或者大奸大惡，都能“書之于竹帛”，為世人所津津樂道。
小人物就不一樣了，小人物因為本身就“微不足道”，不可能得到關注和聚焦。小人物斗爭的目的，也不可能是為了“家國天下，眾庶蒼生，”那么地高尚。小人物斗爭，無非就是為了一個月能多賺那么三兩百塊錢，能比跟他同階層的人過得好那么一點點，能夠得到同階層人的吹捧和恭維。
就算是當乞丐去討飯，乞丐和乞丐之間，為了能多討到半碗殘羹剩飯，也會互掐打架。狗與狗之間為了搶一根骨頭，也會互咬，沒有誰比誰更高尚，都僅僅是為了生存。
但就是為了這種：“山中無大樹，蒿草便為尊”的優越感，就足以令小人物們斗爭起來“不擇手段”了。
“戲”雖然也精彩，但是小人物其一因為斗爭的目的只是為了自己那一碗半碗飯，目的就少了高尚。其二小人物本身又不可能“大奸大惡”，不可能聚焦于鎂光燈下。所以他們的都斗爭事跡，雖然也精彩紛呈，但亦未能“書之竹帛”為后世所津津樂道。
進廠一個月后，曾仕湖和曾仕強也逐漸了解好靚珠寶廠里面的大致人事情況。在大規模批量標準化生產的現代，珠寶首飾可能是唯一還沒辦法一個版殺遍全球的商品
公司的職員，從高層到底層，大概分成了兩派：廣東幫，云南幫。
因為老板是香港人，公司的高層，從廠長，到起版設計總監，鑲石設計總監，毫無例外的都是香港人。但畢竟香港人來廣州工作的都是少數，大量中層的管理人員，中層的技術人員，還是需要人的。當年香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會說普通話的人可遠遠比會說英語的要少得多。就連聽都不會，所以中層的技術人員，管理人員。香港人自然會提拔說同種語言，有同樣風俗，吃著一樣粵菜的廣東人。所以廣東人成了好靚珠寶廠的一大派系。
但因為好靚珠寶廠因為原材料的成本原因，前身原是在云南某地，1999年才由云南搬遷到番禺新水塘村，而在云南是做了十幾年。所謂強龍難壓地頭蛇，所以公司的中層技術人員，財務人員，人事人員，管理人員，也有大量的云南人。
曾仕湖和曾仕強他們就尷尬了，他和那些在這兩年中新招進來的員工。全部成了“離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既不屬“曹魏”集團，也不歸“蜀漢”集團，而且也沒有核心人物把他們組織起來形成“孫吳”集團。
“不受待見，難以提升，沒有前途，”成了這些個這兩年從廠門口招進來的員工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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